就在上个月,日本防卫省高调宣布,其部署在西南诸岛的导弹联队再次扩编,并成功进行了新型高超音速武器的秘密试射。
与此同时,东京的市中心,要求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集会规模又创了新高,人群中不乏大量年轻面孔。
这一切,配上日本近来不断冲击GDP 2%的防卫预算,以及在国际上紧随美国、频繁拿“台湾有事”做文章的姿态,让整个东亚地区的空气都变得有些紧张。
这场景,是不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?
你可能想不到,早在一百多年前,就有一位英国的“超级大脑”——伯特兰·罗素,提前预言了这一切。
展开剩余92%罗素是一位顶尖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。
1922年,在他来中国游历一年后,写下了一本叫《中国问题》的书。
这本书里,罗素用一整章的篇幅,冷静地解剖了中国的这个邻居——日本。
他得出的结论,在当时看来耸人听闻,但在百年后的今天回看,却让人脊背发凉。
罗素的分析,剥开了日本层层包裹的外衣,直指其内在的两大“病根”。
这两大病根,一个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,一个是后天养成的。
它们共同作用,决定了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走向,也塑造了它与邻国,特别是与中国之间复杂而危险的关系。
罗素指出的第一个病症,是结构性的。
简单来说,就是日本这个国家,从地理格局上看,天生就是个“饥饿”的命。
想象一下,你开着一辆性能炸裂、油耗惊人的超级跑车,但你的油箱却小得可怜,而且周围几百里地都没有加油站。
你会怎么办?
答案只有一个:焦虑,极度的焦虑。
这种焦虑会驱使你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并控制加油站。
日本就是这辆超级跑车。
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,它疯狂地学习西方,在短短几十年里建立起强大的工业体系和军事机器。
这台机器高速运转,吞噬着海量的资源——煤炭、钢铁、石油、橡胶。
可问题是,日本本土,这个狭长的岛国,几乎什么都缺。
根据2025年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,日本的能源自给率常年徘徊在12%左右,也就是说,将近九成的“口粮”都得靠进口。
更要命的是,在芯片、新能源等高新产业不可或缺的稀土资源上,日本至今仍有约六成需要从中国进口。
罗素当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,日本的整个现代化结构是建立在沙滩上的,一旦海上生命线被切断,它的工业和军事机器就会瞬间熄火,整个国家经济可能一夜崩溃。
这种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,罗素称之为“资源饥渴症”。
它决定了日本的国家战略必然是外向的、扩张性的。
向外寻找并控制资源产地和市场,是它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。
放眼望去,地大物博、资源丰富的中国,自然就成了它最垂涎的目标。
因此,罗素得出了一个冰冷的结论:侵略中国,对当时的日本来说,根本不是“想不想”的问题,而是“什么时候动手”以及“如何动手”的问题。
1931年的“九一八事变”,日本关东军悍然侵占中国东北,并将其改造为伪“满洲国”,就是这个逻辑最赤裸裸的体现。
东北的煤炭和钢铁,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日本,为它更大规模的战争机器输血。
罗素的诊断,被历史精准地验证了。
时至今日,这种“资源饥渴症”消失了吗?
并没有。
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表现出来。
二战后,日本从军事侵略转向了经济扩张,凭借技术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布局资源。
但那种根植于骨髓深处的不安全感,以及对海上生命线的极度敏感,依然是理解日本一切对外政策的钥匙。
这也是为什么,我们看到日本今天在马六甲海峡、在南海、在台海问题上表现得如此活跃甚至激进。
它担忧的,始终是那条可能被随时切断的“血管”。
如果说“资源饥渴”是日本的先天缺陷,那么罗素指出的第二个病症——“军国主义狂热”,则是它后天染上的毒瘾。
明治维新在给日本带来现代化的同时,也催生了一个怪胎:
一个披着西装、手握现代武器,但思想内核却是封建武士道的统治集团。
他们将天皇神化,鼓吹“八纮一宇”(即统治世界),把赤裸裸的侵略美化为“解放亚洲”的“圣战”。
而两次关键的“豪赌”成功,让整个日本都为这种狂热思想而癫狂。
第一次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。
日本以小博大,击败了体量远超自己的大清帝国,不仅得到了台湾,还拿走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。
这笔钱,相当于当时日本好几年的财政收入,被直接投入到下一轮的军备扩张中。
第二次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。
在英国的帮助下,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,击败了欧洲老牌列强沙皇俄国。
这场胜利,更是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野心,让它产生了“亚洲第一,可与欧美平起平坐”的幻觉。
这两次战争的胜利,让日本从上到下都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:靠军事冒险“赌国运”,是发家致富、提升国际地位的最快途径。
侵略带来的巨大利益,就像毒品一样,让整个国家陷入非理性的亢奋。
军方势力急剧膨胀,逐渐绑架了政府的决策,文官内阁形同虚设。
罗素将这时的日本形容为“一个信奉刀与火的民族”,他们只相信拳头,不懂得平等与尊重。
这种“赌国运”上瘾的后果是什么?
就是不断加码,直到输掉一切。
从侵占东北,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,再到南京大屠杀、731部队等惨绝人寰的暴行,日本的野心和残暴程度,甚至超出了罗素的想象。
最终,为了夺取东南亚的石油和橡胶,也为了彻底切断外部对中国的援助,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,又一次“豪赌”,偷袭了美国珍珠港。
它终于触碰了罗素所预言的那个“它惹不起的更强对手”。
结局我们都知道了,两颗原子弹,让日本的帝国迷梦化为焦土。
其最终的毁灭,与罗素二十多年前基于逻辑的推演,几乎严丝合缝。
那么,今天的日本,戒掉这种“赌国运”的毒瘾了吗?
表面上看,战后的和平宪法限制了它的军事发展,让它成了一个“经济巨人,政治侏儒”。
但我们看看最新的民调,超过63%的日本年轻人支持修改宪法,让自卫队成为“国防军”。
再看看前首相岸田文雄一边背负着高达GDP 264%的巨额国债,一边还要疯狂增加军费。
这种勒紧裤腰带也要扩军备战的架势,和当年何其相似?
更令人警惕的是,日本正在系统性地篡改历史记忆。
在他们的教科书中,“南京大屠杀”被模糊处理成“南京事件”。
靖国神社的鬼影,年复一年地在东京上空飘荡。
这种历史修正主义,本质上就是在为下一次“国家正常化”——也就是挣脱战后束缚、重走军事大国之路——进行国民心理铺垫。
当一个国家不愿正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,反而试图将其合理化时,它离重蹈覆辙也就不远了。
今天,日本的策略似乎是百年前的翻版:联合最强的海上霸权(美国),来遏制正在崛起的大陆强国(中国)。
它将自己定位为美国“印太战略”的桥头堡,以“应对中国威胁”为名,一步步地突破军事禁区。
其手段也从过去的“真刀真枪”,升级到了包含认知战、信息战、法律战在内的“混合战争”模式。
罗素当年在《中国问题》一书中,也对中国寄予了厚望。
他欣赏中华文明中“以和为贵”的温润特质,但也担忧这种特质在面对侵略时的软弱。
他希望中国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殖民掠夺的复兴之路。
百年后的今天,中国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自保能力,不再是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。
但罗素的警告依然振聋发聩:对于日本这样一个邻居,我们必须放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,时刻保持最高度的警惕。
这种警惕,不是基于仇恨,而是基于对历史规律和地缘政治现实的清醒认知。
正如罗素本人在战后所言,他为自己的分析被验证而感到悲哀,因为这意味着人类又一次经历了巨大的灾难。
读懂罗素,不是为了沉溺于历史的恩怨,而是为了更好地看清现实,避免悲剧的重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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